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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体与编年体的比较


提要：纪传体与编年体是史书的两大体例，本文将对其进行相互比较，略现一二。
关键词：纪传体；编年体；体裁；纪传体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而编年体是以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因此，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而编年体史书则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
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史表和史论的综合。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世系表、人表等多种名称，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史论，包括卷首序和卷后论，大量的是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或交代所叙内容的由来与宗旨，而于本纪后论特注重于政治上得失成败、盛衰兴亡的评论，尤能反映史家的历史见解。因而，纪传体拥有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体大思精，其容纳内容多且具有全面性。刘知几评论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长也”①清朝赵翼申论之曰：“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二种。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做史者，虽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但由此带来的缺点便是难以清晰地表达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事件、各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编年体的体裁则为年经事纬，对同一时间发生的各种事情编排得井然有序，所谓“中国外夷，同年公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②，便于考察一个时期的形式概况。不仅提供了事件概念，而且提供了考察各种事件相互联系的可能，从而可以了解到历史不是孤立、偶然的各种事物的堆积，这就为研究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创造了条件。不过分年记事，会出现事件“缺头”、“少尾”的情况。正如皇甫持正《编年纪传论》所说：“编年按年纪事，束于次第，牵于混许，举其大要而简于叙事，是以多缺载，多逸文。”如清乾隆《即墨县志》，有“顺治十一年五月，地震。”“康熙三十六年春，大饥。钦差至县放赈”等大事记载。这些记载简于叙事，语焉不详，给人以笼统模糊之感。同时，由于编年体“束于次第”，严格依时序记事，同一事件首尾不能连贯，要么记述一事之发端，要么记述一事之结果，让读者看不清一个完整的事物，更看不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脉络。。在具体历史事件处理上，纪传体对分头叙述人物，人物的刻画有血有肉，人物形象丰满真实。同时也使得历史事件被分记到人物传之中，产生重复矛盾的缺陷。例如《史记》写“鸿门宴”事，此一事件在《项羽本纪》描写最为详尽，但《高祖本记》、《留侯世家》、《樊哙滕灌列传》中又一再出现。刘知几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③反观编年体，其文省事丰，避免纪传体的“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④，更宜于长编，贯通古今，掌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以达到鉴前世之兴衰的目的。但是，按年月分列杂陈又不便于把人物、事件叙述得完整集中，采用编年体撰写大事记，客观上是在记“流水账”。因为要记“流水账”，所以各种“大事、小事”罗列平铺，这便削弱了大事在地方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使用纪事本末法挽救，也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编年体自身的弊端。而且编年体记事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对人物生平、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叙述也过于简略。编年体大事记因“举其大要而简于叙事”，致使细里不明，因果不彰，缺乏深度记述。如此记述大事，既看不出事件发生的原因、持续的时间、采取的措施以及事件的后果，更引不出事件给人的警示和启迪，让人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尚可存史，实难资政。...